七月时，太阳就像一个火盆炙烤大地。
从河套来的战马都显得疲惫，不过沿途入京，一路上皆是小麦丰收的场景，与前些年相比，这点热浪之苦倒算不得什么了。
这几年赶上好的光景，朝廷之上无人祸乱，尤其是民间牧马政策的取消，老百姓负担为之一轻，因而能有这炊烟袅袅的景象。
他这一路人马送的是河套总督上给皇帝的奏本。
当朱厚照看到的时候，王守仁已经率军深入大漠，即便信重于他，但没有最后的结果还是不免有些担心。
只不过不能叫臣子们看出来。
恰好还真有项大事。
今天，侍从室景旸将正式启程前往宁波，因为季风的原因，日子已经不能再拖了。到了宁波以后，他将和水师副提督沈光洵一道乘船出海，历访各国。
这是官方的出访，所以每到一个国家，景旸要拜见各国官方首脑，不管是正经的国王还是反叛的将军，这都没关系，重要的是传递东方大国贸易和和平的声音。
为此，船只上会存放丝绸、瓷器、茶叶以及江南最为名贵的棉纺织绣，同样的少不了白银和黄金。
如果对方国家愿意，那么景旸还要上呈国书，代皇帝致以问候，同时以双方元首的名义缔结友好通商关系，以便来年扩大两国间的贸易规模。
如果对方国家不愿意，朱厚照给他定的基调是不去管他，人家自己愿意与世隔绝，那由他去，锁个几十年，以后更落后，更好收拾。
这是自三宝太监下西洋以后，大明再一次组织官方队伍远洋，除了拓宽贸易以外，此行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熟悉航路。
而这就与朱厚照接下来的施策有关了。
奉天门外，皇帝为景旸办了一个盛大的送行仪式，他像汉武帝对待张骞那样礼敬景旸，因为路途遥远，要面对各种艰难险阻，甚至能不能活着回来都是一个问题，所以在他成行前，升授其为总理外务部侍郎的诏旨就已经下了。
现在的景旸是大明朝廷正儿八经的外交官员，代表的是皇帝的意志，他的动作就是大明的政策实践。
朱厚照也知道，这个年代这样的行程和玩命差不了多少，而和性命相比，官职又算得了什么，所以说这份礼敬他是真心实意，
“自盘古开天，三皇定国，五帝开疆，我华夏之民聚居于黄河之岸，繁衍于长江之畔，千余年来，汉民边界不断开拓……及至我皇明鼎定天下，始知世界之大，不唯中原大地，而更广阔万里……更有诸国林立，臣朱厚照秉承上天之意，祖宗余志，决意振兴汉人雄风……今派遣外务侍郎官景旸游传列国，扬我国威，兴我边贸……”
众臣只以为皇帝只是这样念一篇词，替景旸鼓气。不曾想，皇帝还在践行词中加了一句‘官府、民间合力开拓海洋’这样的话。
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短句，但背后的内涵可不得了。
其实大明是有路引制度的，哪怕在陆地上，人想要随意移动也不那么容易，更不要提在海上了。
路引制度是一种控制人员流动的政策，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有过积极作用，但在明朝商品经济逐渐发达的现在，已经有些阻碍了。
看起来就是办张证明的事，这是不懂官府里办事的道道。
就这么说，你跑一个衙门是不是得多交一个衙门的供奉？多办一张证，是不是就是多一张证的价格？哪里是跑一趟腿这么简单的事？
再延伸开来，有可能你跑过去，人家和你说有个什么什么前置，比如说，你先证明你自己是本地人。你说我爹是本地的，那好，你再证明你亲爹……是你爹。总之不见银子，办法多得很。
各式各样的政策在层层异化之下几乎都会变得相当复杂，这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死结，很难化解。
当然，随着封建王朝逐渐腐朽，各种政策都在从现实回到纸上，路引制度也是其中的一种，明朝中后期，这个约束力已经小了很多，甚至还有徐霞客这种地理学家、旅行家。
但大明现在在中兴呀！
随着官僚系统在朱厚照的强力掌控下逐渐恢复活力，其附带的各项制度自然也就会被翻出来。
这与发展商品经济背道而驰，朱厚照考虑过哪怕是在江南地区，民间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区域性的进行取消、或是放松部分管制，这也可以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。
而后他又考虑到，其实整个封建王朝的所有政策制度都是适配和小农经济的，这一点但凡了解过一些政治经济学的人都会明白。
通俗的解释来说，就是重农抑商的政治氛围和政策，再发展一千年也诞生不了自由贸易。
你种什么样的因，就得什么样的果。
现在大明的这个‘果’被朱厚照给改变了一点，商品经济越繁荣，就越会和现行的各种政策进行对撞。
不可能政治上是控制、压迫，经济上却活力满满。
路引制度只是其中的一种，包括之前被放松的钞关也是如此。
实际上，这些政策还不知有多少。
所以最根本的，朱厚照是想建立一个共识，即朝廷应当为农业和产业发展制定相适宜的政策，在不适宜的地方进行小范围内的、逐步的改善。
但这一点何其难也。
祖制不可变，几乎是这个年头不可逾越的高山。
想必也只有通过实践来逐步的建立起文官群体这方面的意识，而后面向社会实际问题，要他们拿出解决办法，这样更好一些。
而一切激进的改革，则要非常小心。
现在朱厚照做的正是如此，他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要取消路引，他只是在践行词中多提了一句，鼓励百姓自发出海。
这种场合之下，所有人都不好打断践行的进程，而进行激烈的反对。
更何况，海贸开了十年，民间早就有百姓出海了。这点转变就是从以前的默认到现在的鼓励。
朱厚照念完以后，神色如常，他扫视一片，朝臣们也无异议，而仍然是将注意力放在景旸的身上。
景旸身穿红袍官服，头戴官帽，神色肃穆，双手平举接过皇帝交来的国书，“微臣谨遵陛下旨意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！”
“记住，出了国门，你便是大明的臣子，代表的是朕，是大明，因而行事待人要不卑不亢。还要记得，朕不会忘记任何一个臣子，若是遭遇险境，无论如何要派人递个信回来，朕必兴军伐之！”
这话霸气十足，关键它并非空话，日本国为什么惹得天子盛怒？其中一个重要的缘由，就是日本人威胁、侮辱大明的官员！
“臣谢陛下恩典！”
“快快请起。”朱厚照又面向一众官员，说道：“几年以前朕就说过，大海亦为疆土。朕阅史书，宋元之时也有倭寇犯中原，不过那时只为疥癣之疾，及至本朝，倭寇之患愈演愈烈。时移世易，此时不若汉唐，若海不为疆，则是将沿海各地的安全拱手让人，海上贼寇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杀人掠物，如入无人之境，致使我大明沿海的百姓每日生活于惊恐之中，大明的国威亦尽皆沦丧。这个局面，必须要就此改变！
朕今日以景旸出海为契机，明谕诸臣、沿海诸省及我大明海军，北自辽东，南至两广，凡我大明疆土近海，亦为我大明疆土，归我大明管辖，商船自可在此通行，但军舰不得允许绝不能擅自靠近，倭寇、海贼同样如此。如此一来，将海患隔绝在外，才能护得我百姓的周全！”
这个时候没有国际法，朱厚照也不会定一个具体多少距离来限制自己，反正就是近海，多近算近那看情况。
“朕绝非好大喜功，乃是从实际出发，海禁开驰以来，宁波、舟山、泉州等地一时繁盛，生活的商贾农夫足有几十万之数，每年朝廷的税银亦半出海贸，东南安稳，则大明安稳，东南震动，则大明震动，如此关键要害的地方，难道不要加强守卫？！需知海患不弱于长城边患也。”
长城边患比较受重视，因为皇帝就在这里。
现在东南沿海的地位也凸显出来了，那海患自然需要重视。
其实打服了日本，并不代表倭寇之患会消失，对他掠夺的越厉害，倭患有可能会越厉害，人总得要寻个活路。
奉天门，皇帝身穿龙袍，于这样的场合发出这个声音，这就是圣旨。
王鏊、杨廷和为守，文武百官纷纷下跪，齐呼道：“皇上圣明！皇上圣明！！”
“平身吧。”朱厚照视线向着远方，“朕定了总的方向，各地官员要注意不可随意蛊惑百姓，说是什么海洋不重要之类的话。朝廷下发的谕旨中要对海洋、东南沿海对大明的重要性详加阐述，以使这份观念能够早日深入人心。”
七月初七，今天这个日子，还是他特意挑选的。
在这份情绪的加持下，景旸做的事在他的眼中也多了一层意义，他很希望景旸能够平安归来，能够让大明和世界建立联系，全面的参与到大航海这个大时代之中。
第七百六十三章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
景旸，成化十二年生于扬州仪征，正德三年高中进士，正德十一年奉上意出海，帝赞其为大明之博望。
朱厚照站在奉天门处，眼前已一切平常，但脑海里一直有当日文武百官，神情激荡的场景。
他那日下令认海为疆，其所依据就是大明海军以及正在筹备中的海军学院，为了支撑万里海疆的守卫能力，进一步加强海军整备已是不容质疑之事。
大明朝的海军，迄今为止还没有打过什么海战呢。
朱厚照的脑海里有一张图，太平洋西岸或者说东北亚其实没什么搞头，朝鲜在什么时代都没有存在感，日本也很难起来。
他心中盘算着，时机合适的话要将大明水师派往南洋经受考验。
从大陆向海洋，逐渐延伸势力范围的关键在于你的军事力量投射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岛屿就会变得非常重要。
这一点朝野早有共识，朱厚照也早就命令梅可甲在台湾、吕宋等地兴建军港，建立城镇。
台湾在这个时期人口较少，而且主要是当地高山族，历史上，明朝中期开始，倭患逐渐严重，福建省多山、导致人多地少，朝廷呢有昏庸无道，百姓民不聊生，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，福建省很多百姓开始移居台湾。
不过正德在位，福建百姓这几年的生活早已得到了改善，贸易的开展、红薯等新作物的推广，使得当地人鲜少有想移民台湾的。
这反倒让海军向南走的计划有些受阻。
朱厚照努力了半天，自己给自己‘挖了个坑。’
身边两个重臣，跟着他说话，“在陛下励精图治之下，大明疆土已恢复鼎盛，地多，人倒显得不足。几年以来，河套需要移民，四川人口不过三百万，也需要移民，辽东要屯垦，同样需要移民，再加上新疆以及陛下今日说的台湾，哪里有那么多的人哟。”
杨廷和这番话说得有些‘开心’，根本没有一点忧愁，这一切都是国力强大，国家扩张的表现。
至于王鏊则在考虑路引的事，他说道：“陛下，臣昨日收到苏州知府关延卿所呈的奏疏，他上疏言苏州赋税事，其有两大难，一者，苏州税赋颇重，百姓不堪其负，二者，近年来出海经商已为一时风潮，各村各乡几乎都有外出为工、甚至出海不归的。”
朱厚照背着手，“这样不好吗？百姓都有了生计。”
“可丁银难收啊。”
所谓丁银也就是人头税，是中央王朝的主要税收之一。
所谓听话听音，朱厚照知道王鏊要说的，就是路引的事。
“朕治国这几年也算是小有经验，对人收税，则民间隐匿人口，对地收税，则民间隐匿庄田。不过说到底还是对地收税比较好，至少无地的人不必交税，你们说是不是？”
杨廷和和王鏊微微一怔，皇帝这番话里倒是暗藏玄机。
“王先生，你呢去给户部派个任务，让他们梳理一下大明朝每年赋税之中人头税是多少。这样你我君臣好有个数。”
“可……”
“其他的事容后在议，你心中忧虑朕是知道的，但朕已有打算，放心吧。”
这涉及到税制，也就是摊丁入亩，简而言之就是把人头税取消，全部并到田里面去。
中国之所以在清朝的时候人口大爆炸，主要的、公认的原因有两条，一个是红薯、玉米和土豆等高产作物的引入，提高了粮食上限。
第二个原因，就是摊丁入亩，取消了人头税。这个改革数雍正推行的力度较大，不过其来源却不是雍正。
更不是雍正一拍脑袋想到了这个绝妙的主意。
实际上是从明朝中后期便开始逐步演化形成的。
即人丁税根本就不好征了。
明朝后期的税收体制逐步瓦解，暂且不论，清朝顺治、康熙年间本应是新生的王朝，也很难收到人丁税，大部分还是土地税。官方所统计的丁口只有两千多万，实际上后来估计至少有四千多万（丁口，不是人口）。
换句话说，人头税不适合收了，也不太好收。
那取消的这个内生动力就开始逐步增大了。
人丁一旦不再征税，那么生育的动力一下子就提高了，自然的杨廷和所提及的移民困境也能逐步得到缓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