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本不可能。
这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，他们只会采取更加极端的手段。
非首脑地官员们现在也已经躺平，经过上回他们与乡绅互扒底裤，对此也已经渐渐习惯，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，我们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。
就是这么简单。
第一回 大家还是有些要脸面，第二回就相对轻松自在多了。
关键，对方的控诉目标是官府，而不是针对某一个官员。
但如果从双方的诉讼状来说，其实这场官司与官府是毫无关系的，但这一番问下来，却处处充斥着官府的身影，反正被告方几乎将所有责任全部推给官府。
你说我的当事人多收税，问题是官府也是这么收的，各种折算、支移，我不根据官府的来算，难道自创税法吗？
这要不找官员来问问，只怕这官司都审不下去。
但控辩双方的珥笔，都不主动要求传官员出来问话。
这范镇虽然当珥笔不久，但他是当了几十年的官，可是非常老练的，既然他告得是扑户，他肯定就是盯着那些扑户，到底官府并未对他的当事人造成直接的伤害，如果他传官员上来问话，不但会节外生枝，会令整场官司都变得非常复杂，也会令他诉讼，变得杂乱无章，观众都会纳闷，伱到底在告谁？
同时还会让人猜忌他的意图，是不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
但他对于李敏他们将责任转移给官府，也从不提出任何质疑，不管李敏怎么转移，因为李敏只是转移，并不进行反驳，这责任总是在那边，双方看似是针锋相对，但其实是其乐融融。
而对于李敏而言，他们是有足够的证据将责任推给官府，官府屁股上那一堆屎，谁还看不见么，那么不传官员上来问话，对他其实是非常有利的，至少官府就没有反驳的机会。
既然原告都不传，那他就更加不会传了。
张斐是非常清楚双方的心思，但对于他而言，要不传一名官员上来问问情况，他这判决就没法判，于是他主动传一名官员上庭来。
这官员名叫李思文，是一个监当官，这种监当官属于财政最底层的事务官，多半还都是差遣官。
根据宋朝的制度而言，这种差遣官是有权力的官员，但是由于他们是属最底层的，干得全都是一些脏活累活，是比较低贱的，也就比吏好一点，这一般科举出身官员，是不愿意当这官，导致很多监当官都是从外面雇来，或者是将吏升上来，这里面也是鱼龙混杂，
但他们也是掌管事务最多的官员，这州县内所有税收、库藏、杂作、专卖全都是他们在管。
他们也就构成了北宋最为庞大的财、税官僚队伍。
而这李思文，就是专管扑买场的监当官。
“本庭长今日传李监务出庭，主要是了解清楚，官府这个扑买税制度。”
张斐是非常认真地问问道：“李监务可否说说，为什么官府会将一些墟市的商税，甚至一些乡村两税拿出来扑买？”
李思文回答道：“这因为是那些地方都非常偏远，官府暂无人力，在当地建立监务来征税，就只能采取这种方式来进行征税，而且对付官府而言，这是既省钱，又省力，一举两得的办法。”
张斐又问道：“那么官府是采取通过怎样扑买方式，将这些税卖出去？”
李思文回答道：“我们监务是采取实封投状法，也就是扑户将自己的价钱写于状内，然后封口上交，以价高者得。”
张斐稍稍点头，继续问道：“在竞价之前，官府是否会给出一个底价？”
李思文点点头道：“一般是会的。”
张斐问道：“那不知官府是如何计算这底价的，就比如说这扑买税。”
李思文突然谨慎地瞧了眼张斐，思忖一会儿，才回答道：“官府是根据当地往年的税收，以及当地的户口数、田亩税来进行评估，最终给出一个底价。”
张斐稍稍点头，道：“本庭长假设某墟市往后的税收在一百贯，那么一般官府又会给出多少的底价？”
这个问题一出，四小金刚、许芷倩、苏辙他们的目光全都集中在李思文身上。
李思文又认真思索一会儿，“这是不一定的，大概是在八十贯到一百贯之间。”
一些官员闻言，当即面露郁闷之色。
张斐道：“也就是说，对于扑户而言，其中利润是在0到二十贯之间？”
“话也不能这么说。”
李思文摇摇头道：“因为被官府扑买的商税，一般对于官府而言，都是很难去收的，故此往年收上来的税，也并不是足额的税。
此外，承买下来的扑户，且是可以分期支付的，而且他们连续承买某一墟市的商税，官府往往在第二年还都会给予他们优惠，适当降低价钱，他们都是有利可图的。”
那四小金刚听罢，不禁眼神交流了一番，好似都在说，这人是高手啊！
其实他们这些监当官，远比韦应方他们要难应付的多，因为他们是身经百战，天天就处理各种麻烦事，是能够从容不迫的应对各种情况。
韦应方他们就只是看着狠，但要从他们嘴里找到破绽，是相对容易许多。
张斐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个陷阱，如果说税是一百贯，你又以一百贯的价钱扑买，那么商人要赚钱，这中间就必须要产生额外的利润，那么必然也是百姓来承担。
但他回答非常好，这一百贯不一定是足额税，因为这些扑买税，都是非常难收，要是好收的话，官府也不会拿出来扑买。
既然官府收到不是足额税，那你要收到足额的税，扑户就是有得赚。
但这是不确定的。
张斐又问道：“适才李监务说到如果连续两年承买，那么官府会给予优惠。关于这连续承买，是否有强制性？”
“一般来说是不具有强制性。”
李思文道：“但是承买者若不想继续承买，必须每年的十月递交申请，官府才有准备去将此税拿去继续扑买，如果逾期的话，官府也会给予通融，只要有人愿意接手，还是可以转让的，但是没有人愿意接手的话，官府会要求原承买者，继续承买一年。”
李敏听罢，不禁向助手问道：“是这么回事吗？”
那助手立刻道：“是有这个规定，但是你要去申请的话，又要经过重重审查，官府可能会派人跟你交涉，也有可能不搭理你，这拖着拖着你就逾期了，这官字两个口，咱们怎么说得过他们。”
这北宋的官员，都是懂法的，因为必修课，他们不会明目张胆的去违法，他们会懂得去规避律法，设置于设计一些规则，去盘剥百姓和富户。
规定是十月申请，但问题是你的申请要达到监当官这里，才能算数，其实就是给官府一个机会，逼着扑户继续承买，如果没有傻缺接盘的话。
而张斐对此也表示疑惑，问道：“不知这申请期限是基于何理由？”
李思文道：“关于扑买税的坊场多半都是放在每年的十一月进行，故此扑户最晚十月必须递交申请，我们才能将此税又放在十一月进行扑买。一旦过了十一月，十二月大家就准备过年，只能拖到明年，但到那时候，是很难立刻找到承买者的。”
“原来是这么回事。”张斐点点头，又继续问道：“那不知官府可有规定，他们最多能够收多少税钱上来？”
“没有。”
李思文道：“扑买税主要集中在墟市的商税，但是商税是不定的，我们没法去规定，虽然其中也有少数的农税，但这农税也是不定的，比如说在天灾之下，朝廷会给予适当的减免，亦或者朝廷会突然赦免一些人的税，这都是没法规定具体数额。
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守法，我们已经在契约中写明多少户，亦或者哪个墟市的税，这个税自然就要遵从税法，这一点应该是不需要写到契约中去的。”
张斐又问道：“那如果扑户少收上来税，官府会给予补助，亦或者支持吗？”
李思文摇摇头道：“不会。民间扑买也都不会这么做。”
张斐点点头，又继续问道：“那如果扑户在收税过程中，存有暴力缴税的行为，官府又会怎么处理？”
李思文立刻道：“这不归我们管，我们就只管扑买场。”
这回答的真是滴水不漏。
最后直接一脚，将皮球踢给了县衙。
张斐只能又传县尉刘大兴上庭作证，县尉就是专管治安方面的事，相当于现在的皇家警察。
刘大兴道：“确实有百姓上门告状，如果证据确凿，我们也会给予处罚的，但往往都是百姓先抗拒交税，双方才发生冲突，而我们又不清楚监务那边与扑户是如何签订契约的，所以很多事，我们也不好管。其实他们税监具备处理这类事务的权力，一般发生在墟市的税务纠纷，也都是他们在处理，我们县衙主要是管贼盗方面。”
刚刚下去的李思文，直接站起身来道：“我们是有处理这类事务的权力，但前提是这墟市还是归我们管，扑买出去的墟市，又不归我们管，我在那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怎么去管，这理应由县衙来处理，到底那些墟市都是属于县衙的管辖范围。”
刘大兴当即就反驳道：“你们之间的契约，我们又不清楚，如果说违法就得抓，那多半都是百姓先抗拒交税，那我们是不是都得抓起来。”
双方开始互踢皮球。
不得不说，在宋朝踢皮球，那是相当简单，因为权力过于分散，又有大量的重叠，一旦出事，很难去找到谁来负责。
其实监当官的权力不小，他都有权执行苔刑，惩罚那些不交税的百姓。
但已经扑买出去的墟市，是不是属于监当官的管辖范围，这就还真不好说，到底他们监务在那里是一个人都没有，他们怎么去管，百姓也都是找县衙，也不会找他们啊。
但是不是属于县衙，其实也不好说，原本是属于监务的，但是监务将这部分权力卖给商人，就县衙而言，不管你们卖给谁，那都是属于你们监务的，那你们就应该负责，而不应该由县衙负责，关键县衙也不清楚你们之间的契约是怎么签的。
他们这一番太极拳打出来，换得全场最大的嘘声，以及千万道鄙视的目光。
在这众目睽睽之下，你们还这么玩，真的当我们傻么？
你们不就是一伙的吗？
但他们也不是玩给百姓看的，而是玩给皇庭看的，你皇庭不是讲证据吗？
行！
那我们就互相踢皮球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该归谁管，你会明白？
因为他们不是被告，张斐也只是询问一些专业性的问题。
这嘘声过后，双方就正是进入到结案陈词的环节。
范镇先站起身来，道：“这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在我朝，不管是商税，还是农税，可都是有着非常详细的规定，而目前证据已经充分证明，被告并没有根据税法去收税，他们向我的当事人，征收了一倍，甚至于几倍的税。
而对方珥笔所言的计税法，首先，他们是毫无凭据的，其次，那些人也并没有向我的当事人解释清楚，为什么要缴纳这么多税，可百姓当然是有权询问清楚，在没有弄明白之前，百姓也是有权拒缴。
然而，对方却是采取暴力的手段，或抢、或逼迫，甚至于轻薄我当事人的妻子，从而给我的当事人造成巨大的损失，在此我恳请皇庭判我方胜诉，并且惩罚被告赔偿我当事人的一切损失，以及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。”
经过这两场官司，张斐大概也弄清楚范镇的风格，攻击性不强，而且问得也不多，但他总能抓住最关键的问题。
他们怎么踢皮球，我不管，也与我无关，我只管我当事人的利益。
范镇坐下之后，李敏便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对方说得不错，这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但是我的几位当事人都是严格遵守了与官府的契约，以及官府所赋予我当事人的权力。
对方说我当事人多收税，这都是毫无根据的，因为在契约中，并没有规定，我的当事人最多能够收多少税，同时在契约中的有很多条例，都是强调一点，扑户是自负盈亏，这无不在鼓励扑户多收多得。
而关于这一点，方才李监官的回答是可以给予充分的证明，当我的几位当事人所收上来的税远低于扑买金时，官府是不会给予我当事人任何补助的，官府甚至都不准我当事人在契约到期时，拒绝继续承买。
也就是说，多收少收，只能是各凭本事。至于对方指责的暴力手段，那更是断章取义，事实已经证明，都是对方先拒绝交税，我当事人的手下才会采取暴力手段。
要知道我当事人的权力，是来自于监务，而监务在面对拒缴税收时，是可以处以苔刑，最多可达六十苔。
那么我的当事人也应该具有这权力，但是我们当事人也并未有这么做，他们只是使用武力拿走相应的税收，这目的是税，而不是要伤人。
这甚至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，方才我提供的证据，可以证明，很多扑户所雇佣的收税人都被那些乡民打伤，但官府也不会给予任何支持的。
如果有人指责这份扑买契约有问题，这我很难去反对，但不能指责我的几位当事人有罪，因为这是毫无道理的，我的几位当事人是完全遵守与官府的契约。故此，我恳请大庭长判我的几位当事人无罪。”
“多谢控辩双方的陈述。”
张斐点点头，又偏头看向助审团，道：“八位助审员，你们可有结果？”
八人同时点点头，是毫不犹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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