队伍行到沧州治所饶安（河北山县）城外十里处，高澄指着一片空地炫耀道：
“此处便是当年高敖曹将军安营所在，当时高乾刺史迎父王东出，高将军以妇裙羞辱高刺史，孤那时才满十岁，便与高季式二人来此，将其劝回信都，助父王成就霸业。”
一众恭维声中，高洋面容苦涩，高澄十岁便能建功，自己年已十六，却一事无成，注定要空度余生。
车驾继续前行，行沧州事张曜在高澄继任齐王以后，就被扶正为沧州刺史，高澄抵达饶安，却不入城，而是带上张曜继续向东前往海滨盐场。
沧、瀛、幽、青四州煮盐，共设盐灶2666座，沧州一州之地却占了半数以上，计有盐灶1484座，年产盐116700余觞，利润之巨，足以让高澄马不停蹄前往巡视。
他倒不是信不过张曜，当初韩轨在瀛洲爆发贪腐窝案，一应幕僚府佐，仅有张曜一人清白，高澄就是看中了他的廉洁，哪怕张曜当时资历不够，依旧以他为行沧州事，代行刺史之权。
今日匆忙去往盐场，只不过是急着看一看新法试验结果。
高澄清楚制盐有两法，即煮盐法与晒盐法，煮盐法主要用于井盐产区，而晒盐法主要制得海盐。
晒盐法相较于煮盐，具有产量高、成本低、盐结晶大、无需人员时时看管等优势。
之所以当初在沿海地区煮盐，而非晒盐，主要是身为文科生的高澄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，毕竟历史上的晒盐法是到了宋金时代才出现，但真正取代煎煮之法，却是在清朝光绪年间，对于晒盐法的具体过程，高澄两眼一抹黑。
当时整顿盐政、提升官盐产量已经迫在眉睫，没有时间让高澄命专人反复试验，便有了四州煮盐一事。
此时，距太昌六年（537年）五月高澄下令傍海煮盐已过四年，这期间高澄从未放弃过对晒盐法的试验，其实早在太昌七年（538年）就已经通过晒盐法获得海盐，只是由于技术原因，效果还不如煮盐。
又过两年，在受命试验晒盐的盐匠们群策群力，以及高澄时不时提出指导性意见之下，晒盐技术逐渐完善，盐匠们终于试验出了沟滩之法：
即‘近海豫掘土沟，以待潮入，沟旁坚筑晒池，九层或七层，自高第下，潮退，两人绳紧柳斗，戽沟水入第一层池中，注满晒之，然后放入第二层池，则又灌首池使满，次第放至末池，投石莲试之，莲直立，卤成矣，于是趁晴曝一日，即成盐。’（清，王守基，《盐法议略》）
高澄收获此法，当即下令时任行沧州事的张曜以此制盐，在洛阳时，曾收获张曜奏疏，大赞制盐新法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高澄迫不及待地要前往海滨盐场看一看。
行至兴建不久的晒盐场，入目便是一堆堆白茫茫的盐山正由人装运，准备送往洛阳。
高澄找来盐场负责人询问产量，得知若是天气好，日光足，每日亩产可得200斤。
饶是高澄知道晒盐法的高效与便利，也足足吃了一惊，更别提随行众人。
每日亩产200斤，成本相较于煮盐更是微不足道，大家都明白，一旦晒盐法铺开，一场关于食盐的价格革命，就将打响。
哪怕是薄利多销，朝廷的转项收入也要远高于从前，毕竟过往二十万九千余觞的官盐产量仅仅只能满足军国所需，民间的巨大市场因为产能问题，只能让渡于私盐。
此法不仅惠国，更是惠民，毕竟食盐可是刚需，人不能没有食盐，就像大魏不能没有齐王。
高澄领着一众文武官员在盐场待了一整天，今天日头正好，他们亲眼见证了晒盐场里，一亩地产出200余斤食盐。
众人再无疑虑，纷纷向高澄称贺，在接受众人祝贺之余，高澄当即草拟政令，于沿海各州开设官办晒盐厂，命人送回洛阳，交由门下省审核，待审核通过，再由尚书省执行。
不止如此，高澄甚至当场写下奏疏，为试验出沟滩之法的盐匠们赏赐乡男爵位，甚至哪怕国库一穷二白，还要从齐王府库里拿出赏银，为他们酬功。
身为现代人的高澄深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，他也希望能以此作为榜样，号召更多的匠人们开动脑筋。
回到饶安城里，高澄兴致不减，甚至难得荒唐一回，在接风宴上，多饮了几杯后，就着丝竹管弦，与伎女们共舞。
歌舞伎们见齐王亲自下场，一个个热情奔放地展现着自己妖娆的身姿，只不过高澄虽醉，却还是保持了一份理智，并未做出酒后乱性之事。
当夜还是依照顺序，宿于元明月的房中。
元明月本就到了虎狼之年，高澄又被歌舞伎们撩拨得火起，自是一夜无眠，第二日启程时，坐在车驾上的高澄甚至直不起腰来。
巡视队伍由沧州北上行至瀛洲，瀛洲刺史张德兴是高澄一手从民间提拔上来，能力、品行无从挑剔，高澄与他仔细交代了晒盐事宜，等朝廷正式发下政令，一定要用心办理。
只在州治赵都军城（河北河间）歇息了一夜，便启程北上幽州，由于东北方向的辽州并不在高澄的行程之中，辽州刺史张亮便领两万盐兵先行赶往州治蓟县（天津蓟州区），迎候高澄。
太昌十年（541年）五月二十七，高澄在幽州刺史高乾、辽州刺史张亮的陪同下检阅盐兵，并正式废弃盐兵这一名号，改为辽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