免费小说网 > 古言 > 一妃虽晚不须嗟 > 第177章 出山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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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约在崇祯十四年(1641年)评点小说《水浒传》,清顺治十三年(1656年)刊行评点王实甫《西厢记》,此外编辑唐诗选集《唐才子书》8卷,编写八股文应试范本《制义才子书》,并注释杜甫诗集。他亦开堂招生讲学,旁征博引,炫耀才学,颇受当地士庶赞赏。他为人狂放不羁,能文善诗,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。后为应科试,改称金人瑞,考第一,但绝意仕进,以读书著述为乐。评注不少古典,奇才也。
  顺治十七年(1660年),皇帝对金圣叹的作品加以赞美“此是古文高手,莫以时文眼看他。”他听说后,随即“感而泣下,因向北叩首”。
  顺治十八年(1661年),吴县新任县令任维初为追收欠税,鞭打百姓,亏空常平仓的漕粮,激起苏州士人愤怒。三月初,金圣叹与一百多个士人到孔庙聚集,悼念顺治帝驾崩,借机发泄积愤,到衙门给江苏巡抚朱国治上呈状纸,控诉任维初,要求罢免其职。朱国治下令逮捕其中十一人,并为任维初遮瞒回护,上报京城诸生倡乱抗税,并惊动先帝之灵。清朝有意威慑江南士族,再逮捕金圣叹等七名士人,在江宁会审,严刑拷问,后以叛逆罪判处斩首,于七月十三日行刑,是为哭庙案。
  临死前金圣叹看见家人,神色自若的说:“莲子心中苦,梨儿腹内酸。”他的家人一听,忍不住嚎啕大哭,围观的人也都为之鼻酸,而潸然泪下。金圣叹财产充公,家属发配满洲。金圣叹仅向巡抚示威,并无意造反,却遭贪官陷害,在狱中悔恨交加,念念不忘、难以释怀的是才子书评点尚未完成,辜负生平志业。
  过身后,族兄金昌收集编辑其著作与遗稿,题为《唱经堂才子书汇稿》出版,儿子金雍则编集他对唐诗的评解,题《唐才子诗甲集》出版。[3]
  传说圣叹死后托梦给朱眉方,说他已成为邓尉山神。邓尉山在苏州西南七十里光福镇,又名万峰山,前瞰太湖,风景极佳。邓尉山多梅树,花开时一望如雪,如颂圣叹人品之高洁。
  墓葬在苏州吴中区藏书五峰山下博士坞,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。传在今河北省阜城县曾有衣冠冢一座。
  个人思想编辑
  金圣叹为人孤高,率性而为,个人主义,以才子自居,狂放不羁,讥笑其他秀才庸俗愚拙。他自幼学佛,劝人向善,倾向佛道二家的自由放任,又有儒家的入世冲动。他深感人生只是大梦一场,全然虚幻,短暂易逝,充满烦恼失意,一切都不可恃,向往闲适平和的田园生活。他把男女之情与其他人情区分开来,强调其中必然含有色欲,出于自然,圣人礼制亦不废情欲。
  他亦不失儒生身份,期待有用于世,敬佩杜甫的忠君爱国,特别认同孔子弟子曾点。曾点以无意仕宦与向往自由而著名,为孔子所赞叹,金圣叹特此取字为“圣叹”。
  政治思想上他倾向保守,批评明末官府苛政,同情被欺压的百姓,甚至主张官逼民反,但认为王命和礼法终不可违,对盗匪大肆谴责,特别讨厌梁山泊首领宋江。[4]
  主要成就编辑
  金圣叹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,他的评点很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,往往借题发挥,议论政事,其社会观和人生观灼然可见。他斥责“犯上作乱”,释“水浒”之名为“恶之至,迸之至,不与同中国”,反对“以忠义予之”;然而他又同情民生疾苦,痛恨鱼肉良民的官吏和行同盗贼的官军,并意识到“一高俅”之下还有“百高廉”,“千殷直阁”及其狐群狗党,结成祸国殃民的社会势力,108人“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”是“乱自上作”,因而肯定了梁山英雄的反抗。
  他认为,“居其邦,不窃议其大夫之得失,恶伤治也”,“非圣人而作书,其书破道,非天子而作书,其书破治,破道与治,是横议也”;然而又承认天下无道则庶人敢议,“庶人之议皆史也”。
  他宣扬“忠恕”、“孝悌”之类儒家道德规范;然而又揭露礼教对人性的摧残,赞美崔莺莺、张生的叛逆行为,讥讽冬烘秀才目《西厢》为**,而推《西厢》为“天地妙文”。
  他接受佛教的虚无思想,视人生若梦幻,所谓“天地梦境”,“众生梦魂”;然而他又直面现实,并孜孜于述作,以为“生死迅疾,人命无常,富贵难求,从吾所好,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?”
  可以看出,金圣叹的思想中是充满着矛盾的。金圣叹文学批评的精彩之处在于对作品的艺术分析。他的诗文评比较平常,如强分律诗为二解,套用八股文起承转合之法说诗,颇为人所诟病。
  他评《水浒传》、《西厢》二书时的艺术见解则独出手眼,继李贽、叶昼之后将小说戏曲评点推进到新的高度。他自谓评书“直取其文心”,“略其形迹,伸其神理”,实即旨在探索创作规律,在这方面确实颇有创见。他把人物性格的塑造放到首位,指出:《水浒传》令人看不厌“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”。而塑造性格成功的关键是捕捉住人物的独特的个性,“人有其性情,人有其气质,人有其形状,人有其声口”。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性格,也要显示出同中之异。
  他的评点中还涉及描写一个人物的性格应表现出多面性、复杂性,又应表现出统一性、连贯性的问题,如他认为《水浒传》中先写鲁达以酒为命,后写鲁达涓滴不饮,“然而声情神理,无有非鲁达者”;写李逵朴至中又有奸猾,而“写得李逵愈奸猾,便愈朴至”。也涉及人物语言个性化的问题,“一样人,便还他一样说话”。在众多的人物中应突出主要人物,如说“《西厢记》止写得三个人:一个是双文,一个是张生,一个是红娘”,“若更仔细算时,《西厢记》亦止为写得一个人。一个人者,双文是也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