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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泰山封禅。[12]张说后的几位宰相，都因为不和而被罢免。开元时期的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是广东人，张九龄凭借着自己出众的才华被玄宗李隆基相中。张九龄在做宰相之后，也像玄宗那样看重人的品德和才干，而不是看重其背景。在吏部参与选拔官吏时，他一直主张要公正选才，量才使用。同时，对于玄宗李隆基的过错，他也及时地指出，加以劝谏，不因为玄宗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就隐瞒实情。
李隆基不仅慧眼识贤相，还对吏治进行了整治，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。他采取了很多有效措施，第一，精简机构，裁减多余官员，把武则天以来的许多无用的官员一律裁撤，不但提高了效率，也节省了政府支出。第二，确立严格的考核制度，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。在每年的十月，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，纠举违法官吏，严惩不怠。第三，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予以恢复。第四，重视县令的任免。李隆基认为郡县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最前沿，和百姓直接打交道，代表了国家形象。所以，李隆基经常对县官亲自出题考核他们，确切地了解这些县官是不是真正地称职。如果考试优秀，可以马上提拔，如果名不副实，也会马上遭到罢黜。李隆基知人善任，赏罚分明，办事干练果断，这是他能开创开元盛世的主要原因。[13]
奢靡之期
开创了盛世之后，李隆基逐渐开始满足了，沉溺于享乐之中。没有了先前的励精图治精神，也没有改革时的节俭之风了。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人先后被罢官，李林甫爬上了相位。李林甫最善于揣测李隆基的意思。在开元二十四年（736年），李隆基想从洛阳回京长安，但张九龄等人说秋收还没有结束，这样上路会骚扰百姓，影响生产。李林甫在张九龄走后却对李隆基说，长安和洛阳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，陛下愿意什么时候来往就什么时候来往，不必再等以后，至于妨碍了农民秋收，免了他们的税收也就行了。
心选贤任能，量才授职，整饬吏治。首先是严格铨选制度，裁汰冗员。唐中宗以来，铨选制度十分紊乱，王妃、公主与权戚不仅卖官鬻爵，而且不经吏部大搞“斜封官”，请托之风日盛，致使员外、试、检校等官名目繁多，冗官滥吏充斥官府。开元二年（714年），唐玄宗敕令罢免所有的员外、试、检校官，严格控制官吏的选举，规定今后没有战功及别敕，吏部、兵部不得注官，结果“大革其滥，十去其九”。[20]这样，既克服了官吏冗多、人浮于事的现象，提高了官府办事效率，又减省了国家开支。
考察制度
唐玄宗以前，由于时人重京官而轻外任，地方官都是选用年高而才疏者充任。为了革除这一弊端，开元二年（714年）唐玄宗特颁下制令，从京官中选用有才识者到地方任都督、刺史，又从都督、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任京官，“使出入有常均，永为恒式”。他特别重视县令的选任。开元四年（716年），新选任的县令被召入大明宫宣政殿，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，考查县令是否通晓经国治民之道，结果有二十多人不入第，暂且让赴任就职，另有四十五人被淘汰，“放归学问”。同时，还颁布了《整饬吏治诏》，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对刺史、县令的政绩进行考察，分为最、中间、殿三等，依次定为优劣，作为改转升降的依据。[21]
提高了战斗力。另外，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，李隆基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，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，增加粮食产量。
在做好了充分准备后，唐朝逐步把营州等地收复，长城以北的回纥等族也自动取消了独立割据的称号，重新归附唐朝。安北都护府也恢复了，唐朝重新行使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。
西域地区政权的恢复经历了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收复碎叶镇，第二阶段是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。唐朝的威望在西域重新建立起来。[13]
设立节度使
至开元、天宝间，唐玄宗设立十大节度使，北方形成平卢、范阳、河东、朔方、陇右、河西、安西四镇、北庭伊西8个节度使区，加上剑南、岭南共为10镇，始成为固定军区。节度使受命时赐双旌双节，得以军事专杀，行则建节，府树六纛（大旗），威仪极盛。节度使集军、民、财三政于一身，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，多者达四镇，威权之重，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，时称节镇。于是外重内轻，到天宝末酿成安史之乱。
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，打击强占土地、隐瞒不报的豪强，唐玄宗发动了一场检田括户运动。当时的豪强霸占了农民的土地之后，称为“籍外之田“，他们还将逃亡的农户变成自己的“私属“，在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逃避国家税收。
先天元年（712年）到开元十三年（725年）之间，李隆基的检田括户运动收到了实效。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的覆田劝农使，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，分派到各地去检查隐瞒的土地和包庇的农户。然后把检查出来的土地一律没收，同时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。对于隐瞒的农户也进行登记。这样下来，一年增加的客户钱就高达几百万之多。
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，李隆基使唐朝的经济又步入正轨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，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，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。[13]
文化
抑制佛教
佛教在唐朝初年虽然没有被查禁，但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限制，特别是对道教的提倡，使得佛教的发展没有取得至尊的地位。但是到了武则天时期，为了从宗教上来打击李姓，武则天对佛教采取了纵容态度，这使得佛教发展迅速。在全国的各个州基本都有佛教寺院。僧侣们不仅在国家的包庇纵容下兼并土地，还极力逃避国家税收。和尚数目的大量增加，使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数减少，影响了国家的收入。
在开元二年（714年），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，最后使全国还俗的僧尼达到一万二千人之多。然后，唐玄宗又禁止再造新的寺庙，禁止铸造佛像，禁止传抄佛经。对于官员和僧尼的交往也进行禁止，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。